——访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裁、我院01级MBA何星校友
2007年5月14日零时01分,中国向尼日利亚出口的采用“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研制的尼日利亚通信卫星1号（NIGCOMSAT-1）通过“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这是我国首次以火箭、卫星及发射支持的整体方式，为国际用户提供商业卫星服务。也是中国政府从1985年宣布中国航天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以来，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将外国用户购买的第二十五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此项目的概念提出、项目总策划、合同首席谈判、项目总经理均为我院2001级MBA校友何星担纲，现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裁。在记者发稿前刚获悉，由于何星本人在该项目中的特殊贡献，卫星发射成功后的今天，他荣获由尼日利亚奥巴桑乔总统颁发的、由尼日利亚科技部长带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授予的唯一一枚金质奖章，以表彰他为尼日利亚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另外三枚银质奖章由尼科技部长分别颁发给卫星总设计师周志诚、地面站总设计师赵业福和测控系统项目总经理陈晓楠。颁奖时他本人却不在场，因为此时的他又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赶到了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参与进行约一星期的卫星多次变轨和定点工作。
本次发射的尼日利亚通信卫星一号有五个特点：一是通信有效载荷非常复杂，有4个波段28路的转发器，7付特制星载天线；二是业务范围宽，可用于通信、广播、电视直播、互联网主干、卫星导航等业务；三是服务区域广，可覆盖整个非洲，并实现与欧洲的互联；四是卫星寿命长，卫星重达5吨，寿命长达15年；五是研制周期短，交付周期仅仅26个月。
这次与尼日利亚的航天合作，是中国首次以中国的火箭、卫星以及发射支持的整体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商业卫星服务，也是中国首次用自己的火箭和卫星向国际用户提供在轨交付服务。航天专家称，此举标志着中国航天卫星整星出口实现了零的突破，它对中国航天“走出国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将进一步增强中国航天的国际竞争力、拓宽了中国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领域。该项目还得到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奥巴桑乔总统曾两次亲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视察在建卫星。
据了解，2004年5月，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参与了尼日利亚宇航局（NASRDA）关于发射通信卫星的国际招标。当时该项目竞争十分激烈，中国、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国的22家公司参与了竞标。经过数轮角逐，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最终以第一名夺标，并于当年12月15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了尼日利亚通信卫星一号合同。
在这数轮的激烈竞争中,我们不难想象,中国和其他国家比的不只是智慧,拼的不光是实力。特别是在实力相当甚至稍逊于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一个全新的营销概念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力挫群雄。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尼日利亚宇航局（NASRDA）最终被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所打动,而融会并将这一理论应用和发展在国际航天市场的正是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裁何星校友，用他的话来说，“是光华的MBA教学给了我比较扎实的理论支撑和全新的商业运作理念”。
采访何星是在4月30日，距离卫星发射仅有14天。何星前日刚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赶回北京处理发射前的最后一些业务。在他一尘不染的办公室里，除了整整齐齐的书籍和文件以外，比较显眼的就是座位后墙上一幅淡雅的江南水墨画，以及办公桌旁一只硕大的行李箱了。在他忙碌的间隙，在不断打进来的电话空档里，《光华校友通讯》记者就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对这位校友进行了采访，听他自信、淡定、真诚地娓娓道来自己对事业和生活的哲思和实践。在整个过程中，恬淡的微笑一直挂在这位从导弹设计工程师成长起来的协调卫星整体销售、制造、发射和运营各个关键的总负责人的脸上。
一部电影坚定人生目标
何星出生在一个文艺世家。父亲、母亲作为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为西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勤恳工作近30年，年届退休，才回到了北京。何星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个孩子，身为西藏歌舞团舞蹈演员的母亲为他取了一个单名“星”。“也许冥冥中就有一种力量推动我朝这个方向去走”，何星笑着指了指天空的方向。
但是，一直到高考前，何星都未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目标究竟是什么。他的整个小学和初中都是在西藏度过的。六七十年代的西藏，闭塞、生活条件差可想而知。但有父母的关爱，何星的童年虽艰苦但快乐。家庭团圆的日子并不长，念完初中,何星便一个人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实验中学过上寄宿学校的生活。那时学校还没有提供学生宿舍，但学校同情他远在西藏工作的父母，就免费让他住在堆满煤球的学校老传达室里。不过令远在西藏工作的父母欣慰的是,何星学习非常自觉,在这所当时和现在都是北京最好的两所市重点中学之一的学校里，在良好的学习氛围的熏陶下,他的成绩逐步提高。1980年高考,何星取得的分数是424分,而当年清华、北大的最低录取线大约是400分，超出24分。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年，高考还是通向美好前程的难度非常高的“独木舟”，更何况成绩达到北大、清华这样国内顶级大学的分数线,更是了不起。原先何星将清华大学建筑系列入第一志愿。然而,就在正式填报志愿的前一天晚上, 何星碰巧看了一部内参片《驯火记》，这部反映前苏联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年) 如何成为火箭之父的电影改变了他的想法,从此也改写了他今后的人生。
齐奥尔科夫斯基10岁时，染上了猩红热，持续几天的高烧，引起了严重的并发症，使他几乎完全丧失了听觉，成了半聋。他默默地承受着孩子们的讥笑和无法继续上学的痛苦。他的父亲是个守林员，整天到处奔走。因此教他读书写字的担子就落到妈妈身上。通过妈妈耐心细致的讲解和循循善诱的辅导，他进步得很快。可是当他正在充满信心地自学时，母亲却患病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他不明白，生活的道路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幸都落到了他的头上?他今后该怎么办?父亲抚摸着他的头说：“孩子!要有志气，靠自己的努力走下去。”是啊!学校不收、别人嘲弄，今后只有靠自己了! 年幼的齐奥尔科夫斯基从此开始了真正的自学道路。他从小学课本、中学课本一直读到大学课本，自学了物理、化学、微积分、解析几何等课程。这样，一个耳聋的人，一个没有受过任何教授指导的人，一个从未进过中学和高等学府的人，通过始终如一的勤奋自学、刻苦钻研，终于使自己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科学家，为火箭技术和星际航行奠定了理论基础。
那天晚上,何星看完电影后深受感动, 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人生箴言铭记在心: “想要依靠别人来获取幸福是不现实的，那只能使你的前途更加暗淡；路再远，再荆棘，只要自己去走，勇敢地去披荆斩棘，就一定能走到目的地。”那一刻,何星便决心填报一所涉及火箭制造专业的大学。他几乎找遍所有资料,最后只发现北京工业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这三所高校开设了直接相关的专业。何星在正式更改志愿前,给远在西藏的父母通了一次长途电话。因为父母不是理工科出身,在这方面给不出更好的建议。为了孩子未来的生活不像他们那样艰辛，他们只要求一点,不管填报什么志愿,都不要离开北京。考虑到父母的建议,何星最终放弃了国防科大和哈工大，选择了北京工业学院的飞行器制造专业.从此他和中国的航天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年大学毕业,何星在校成绩优异，被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选中参加某型号洲际弹道导弹设计工作。他在单位里很快就成了一名业务骨干。但夜深人静时，他却一度陷入了莫名的苦恼中。“也许跟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有关”，他觉得为国家设计导弹虽然有保卫国家、间接维护和平的作用，但毕竟导弹是个杀伤力大的武器，违背他追求和平的理想。
事业的好运有一天终于再次向他垂青，1985年10月，国务院批准中国火箭发射可以进入国际卫星发射服务市场,为国外卫星提供商业发射服务。当时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正招聘一名技术翻译,何星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名参加了考试。院里当时有78、79、80级三届毕业的新职工约200多人报名。在与诸多本科、硕士研究生的竞争中,何星凭借比别人略强一点的英语功底而被选中。1986年,何星作为中国最早出国的一批技术人员被派往美国休斯公司协调发射美制卫星。
光华MBA所学换来事业晴天
在此后的十七年的技术和市场的历练中，何星逐步从一名导弹设计工程师转换为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领域里的专家、谈判高手、总策划人。这一过程中，除了国内、国际舞台给他事业上的发展提供良机以外，他认为对他正面影响最大的是在北大光华近三年的MBA学习，“光华老师的悉心传授，有的可能就是那么寥寥数语，却给我全新的理念上的突破”。
这还要从全球卫星发射服务市场最近二十年来的竞争格局谈起。
1984年前,美国在这个市场一直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直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造成宇航员全部遇难，美国垄断全球卫星发射服务市场的局面才被打破。欧洲15个国家联合起来成立了阿里安宇航公司抢美国人的生意，中国于1985年也宣布航天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中国方面主要是何星所在的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承接这方面的业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生意一下火起来，“好到我们都要挑选客户的地步”。至九十年代末，中国提供的卫星发射服务大约占据国际市场9%的份额。60%的国际市场份额由法国牵头的欧洲阿里安宇航公司占据。虽然美国技术领先，但美国卫星发射成本非常高，市场份额退居到只占19%。中国公司由于一定的成本优势和发射成功率比较高，让美国感受到潜在的威胁，进而设置种种障碍，限制中国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1998年,美国国会听证了考克斯报告，进而通过当年的《国防预算法案》和《出口控制法案》等，打着限制高技术出口中国的旗号，限制中国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何星并没有因此泄气，带领团队到欧洲寻找机会，和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准备发射欧洲制造的卫星。美国人觉察后,又加强了控制，甚至修改法案，进而阻挠中国发射安装有美国零部件的欧洲卫星，力图把中国彻底挤出国际市场。
失去美国市场甚至欧洲市场之后，2000年前后的何星处于事业低谷。为了拓宽思路，寻找出路，何星选择了读MBA。“当时国外有多所大学的商学院可供选择，像斯坦福大学，我就去过7次，就快和商学院院长谈妥了，但最终费用太高，学费3.5万美元，生活费估计也得3.5万美元，一年下来要7万美元，这在2000年是难以承受的一笔费用啊！”
和斯坦福大学失之交臂后,何星将目光投向国内。当时的定位是要找一个思想活跃、又能学到一些扎实理论的高校,经过认真比对，认真选择,发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正是他想要的，“如果让我填三个志愿，第一是光华，第二是光华，第三肯定还是光华”。经过一番笔试、面试，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光华MBA。他像块海绵，从北大厚实的积淀里，从光华课堂的教学中，孜孜不倦地吸收知识，更新理念，上课提问最多，被同班同学戏称为“问题先生”。谈起光华对于他成长的贡献，他打了个比方，好比是他事业的“火箭助推器”， “在去光华读书之前，我做了八年的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宇航部的副总经理，可从光华毕业后，我就被提拔为宇航部总经理，再后来又被提升为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裁，这无不跟光华的学习有点儿关系吧！”。
当时他的同班同学中许多人将专业方向定位为金融，而他却选择了不怎么热门的营销。至今他还记得光华一位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市场营销和人生营销是一致的”。他把光华课堂上各门课程老师的知识传授铭刻在脑海里，并活学活用、融会在了这场搅和了商业利益甚至政治利益的国际航天市场的激烈商战中，不光赢了，而且赢得是那么漂亮。
“我没上光华之前，还没有客户至上的观念，那个时候只有‘双赢’的意识，想通过‘双赢’的方式解决客户提出的问题，的确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让我们尝到不少甜头。但后来发现，当我们在谈‘双赢’的时候，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在谈‘双赢’，这时光华老师又告诉我，‘在做市场营销的过程中，要随时关注竞争对手，要注意你所采用的方式方法，竞争对手是不是也在采用’。所以，我就在公司里提出，当竞争对手都在谈‘双赢’的时候，我们能否做到让客户多赢一些，自己少赢一点。这就像我们买东西，当商品和服务同质时，我们会选择价格或服务态度更好的，当商品价格一样时，我们会选择服务内容更多的商家”。在何星的带动下，他的团队这几年在国际市场的谈判桌上的原则也有所改变，从为公司单纯谋求利益最大化，到双赢，再到主动让利，最后到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
从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后,何星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当时公司的处境不利，遭遇美国“围剿”，欧洲市场也被干涉，如何开拓新市场?何星想到了第三世界，可是第三世界国家贫穷，对于卫星这种有钱国家普遍使用的商品,穷国没钱购买；另外，第三世界国家也没有卫星应用的基础,更关键的是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基于上述主客观因素,西方国家很少看好这块市场。但在何星看来,却可能是公司业务发展的一片“蓝海”!这个故事与营销学上著名的“非洲鞋市场”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因为鞋是低价个人消费品，而卫星往往是耗资巨大的国家工程。
2004年,位于西非的尼日利亚关于招标发射通信卫星的消息一公布,便引来世界上22家公司的参与,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自然也在其中。尼日利亚宇航局（NASRDA）聘请世界上卫星技术一流的加拿大Telasat航天顾问公司做“考官”。
2004年5月，何星率领团队代表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参与了尼日利亚宇航局（NASRDA）关于发射通信卫星的国际招标，与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等国的其他21家公司进行了激烈的项目竞标。经过3道门槛、3次答辩，何星应用整合营销和营运相结合的全新理念,力挫群雄, 尼日利亚宇航局（NASRDA）被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同时提供的六大模块的一揽子交付方案所打动，而其他竞争公司只能提供其中一两个模块的服务。终于2004年12月15日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了尼日利亚通信卫星1号合同。对这一新模式创新,何星坦言又是受益于光华MBA的教育。
由何星策划的一揽子整合营销和运营服务，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第一是卫星制造，第二是火箭发射，第三是地面测控，第四是融资，第五是保险，第六是培训。这六大模块的产品和服务，单个算成本是高的，何星凭借在北大光华所学的各种理论知识，灵活应用，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要提升客户的价值，这些模块的成本，怎么降下来？西方国家做不到，我们通过特有的商务运作模式,结合中国特色,可以做到。这个概念是什么含义呢？假如客户一家一家去采购这六个模块，一是价格高，二是客户自己没有办法把他们整合协调起来。我们一揽子提供的服务，总价格肯定比单个采购的集合低，也低于客户从西方国家采购的集合价格。另外，我们还可以帮他们整合。在整合过程中，我们始终围绕一个中心：提升客户价值。在火箭发射成功后，我们还将飞赴尼日利亚，除了进行卫星在轨测试，进一步培训尼方技术人员外，还要联合中兴通讯和华为，启动协助尼方整合国内通讯产业链及其他相关运营的工作，生意将源源不断。”
基于这样一些理念和操作思路，2005年6月,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又以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办法和位于中南美洲的委内瑞拉签署了在轨交付一颗卫星的协议。
独特生活阅历带来朴素价值观
在采访中，让记者特别惊讶和叹服的是，言谈中，眼前的何星一直保持着温婉和煦的微笑和淡定自信的表情。已届不惑之年的他,对金钱和荣誉看得淡。当记者问及这些年他是否得到了许多荣誉和奖章时，他总是淡淡一笑，“没有，有时社会上有些机构要评这个奖、那个奖，我谢绝了。因为我不太看重这些，觉得把时间花在填表上不太值” 。他指着办公台上唯一的一个水晶奖杯，上面镌刻着“ 2006(第三届)MBA成就奖”。“这是去年光华推荐我获得的一个奖，虽然我没有去领奖，但我非常感谢。”
他始终认为, 一个人从生下来后到中年，是一个不断“获取”的过程，从父母,从学校,从社会不断获取,是一个加法的过程，但这个加法不能无限制地做下去。过了中年，就要逐步学做减法，要为家庭、社会多做贡献。“反正一个人生命结束时就全部归零，什么也带不走。与其选择在那一刹那间归零，倒不如在不同阶段逐步归零。我的人生观就是‘付出’往往比‘获取’更快乐。”
谦逊、知足，追求简单的生活方式。是什么造就何星今日恬淡朴实的人生态度？我们试图通过采访揭开这个谜底。也许这跟他的童年生活以及长大之后周游各国的工作经历不乏关联吧。
童年在何星在记忆里是艰苦而美好的。他依稀记得小时候听父母亲谈论翻山越岭、克服种种艰难慰问边防军的情景，“过了连绵的雪山之后 ，海拔开始下降，盛开着连绵不断的野花。”他还记得妈妈告诉他那些常年驻扎边境、几乎与世隔绝的淳朴的小战士们，面对像他妈妈那样漂亮的歌舞团女演员时的情景，“他们害羞得都不敢抬起眼睛！”。而藏区随处可见的藏族民众以身体丈量大地的祈祷行为，一定也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埋下了“信仰”、“奉献”的种子。
由于工作关系，何星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去过将近二十多个国家，接触到国外四五十个城市的风土民情。看到了许多民族的生活形态。在他看来,太注重物质，太注重金钱的人将活得累。“我所看到的许多国家的人民,他们比我们更会享受生活的阳光。比如在巴西，有一次我坐在沙滩上的一个小卖部里喝咖啡，旁边一张桌子上有半块儿别人吃剩的汉堡包，一个巴西中年妇女从我身边兴致勃勃地慢跑路过，一会儿她折返回来问我:‘我可以拿走这个你吃剩的汉堡包吗？’我说: ‘那不是我吃剩的，你拿走吧。’我以为她拿回去喂宠物，但她却当场就在那边吃了起来。我纳闷，那可是别人吃剩的汉堡包呵？她边吃边对我说，‘我是个穷教师，能省点就省点吧！’我又想，一个穷得连面包都买不起的人怎么还有心情在这里跑步呢？她似乎读懂了我疑惑的眼神，解释道： ‘我要锻炼身体，享受生活！’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一个穷教师，当她穷得还得吃别人剩下的汉堡包时，居然还有心情锻炼身体。这种乐天的生存状态现在中国几人有？回国之后,我也加强了身体锻炼。但更重要的是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这一生花过多的精力甚至生命的代价去追求金钱和地位，实在不值得！”
面对社会纷至而来的一些诱惑，何星不轻易为之所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兴起一股下海热潮,许多国有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停薪留职,做起了生意，办起了公司,也有的被高薪聘为私营企业的高管。当时在航天领域历练了十六七年的何星,在业内也小有名气,请他做高级职员的公司接二连三。1997年，美国Qualcomm公司总部的负责人对何星欣赏有加，给他开出了高额年薪，聘请他做北京办事处总经理。何星所在的单位属国有企业，工资一直不高，但他却谢绝了。 “谢绝的原因简单，因为眼下的这份工作仍然具有吸引力，如果下海，即使是在国外打拼多年，也都进不到关键领域，尤其在商务方面，都是美国人自己把持，那样的话会觉得屈才。但在中国就不一样，国家还是重视人才的，只要你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坚持住，就有广阔的施展空间。”现在，他的收入还是跟着国有企业的那套体系走，但他觉得工作愉快，有意义。在他看来,能够将自己策划设计的方案变成现实，而且有很多人、许多单位愿意加入进来，共同完成某件大事,在国外是难以做到的。“我有多次移民在国外工作定居的机会，但都放弃了。我想,等我的思想在国内落伍的时候，再去寻找轻松的生活吧。如果很早就去过轻松的生活，那样会很快感到空虚。趁年轻的时候，应该给国家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也期盼着何星校友在未来会做出更辉煌的成绩!
（此文摘自北大校友网）
